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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虽然我们的科技研发投入加速增长，在2012年就突破了一万亿大关，但是因为源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问题等，使得大量的科技成果不能转化成为实际的工业和商业应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最迫切的不是增大科技投入，而是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具体要把握四个重点：第一，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第二，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要积极作为。第三，根据经济、社会、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及相关支持体系。第四，深入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丰富内涵。
2.基础研究投入均不足：我国总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刚刚达到2．11％，总量约为2300亿美元（2016年）。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重只有5．2％，严重偏低，源头创新能力不足，缺乏颠覆性的创新。而美国总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高达2．8％，总量在5100亿美元以上（2016年），研发投入总量相当于我国的2倍以上，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重高达19．0％，显著高于我国基础研究投资。由此导致的科技创新能力差距十分明显。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其创新能力代表着国家的竞争力。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究开发强度只有0．7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只有23％，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占比仅有万分之三。我国企业创新投资总体水平偏低，企业研发投资占全球总量的7．2％，远低于美（38．6％）、欧（27％）、日（14．4％）。这些差距，导致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更加薄弱，民营企业平均年龄只有3．9岁。
3.缺少关键原始创新：外国的一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体现在效率创新（性价比），客户服务创新，物流/流程创新，应用创新（快速跟随式创新）以及集成式创新（平台功能叠加）。但是中国却非常缺少基础的科学，工程技术的创新，能够颠覆行业和市场的企业的创新。基于工程的创新需要深厚的知识积累，得益于政府在技术转移和企业规模化方面的支持。在我国高铁（占全球总收入的41%）、通信器材（占全球总收入的18%）、风力涡轮机（占全球总收入的20%）等行业，我国企业学习和成长十分迅速；而在科技密集型行业（该研究涉及的行业包括化学品、半导体设计和制药等）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这次的“中美贸易战”里，体现的非常淋漓。如此，中国的企业看起来展现了很好的效率和服务，但是核心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资料，可能却掌握在其他国家和企业的手里。这对企业的生存，以及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都构成了极大地威胁和阻碍。
4.企业自主设计能力差：目前我国多数企业以OEM和跟踪模仿为主，制造服务附加值低，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以美国苹果公司的全球垂直型“设计生产模式”，即“硅谷设计——日本精密机械制造芯片——中国台湾制造主板——中国大陆组合生产成品”为例。中国大陆代工iPhone产品，获得的劳动力价值约为2%，远远低于美国所获设计研发收益60%的价值。以液晶面板为例，尽管中国的彩电、手机和电脑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其使用的核心部件主要依靠进口。如液晶彩电进口32英寸彩电面板约700元，而此类彩电国内售价2000多元，进口成本占售价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民航客机、航空发动机、科学与医疗仪器、高端基础关键零部件等仍严重依赖进口。我们自主设计创造并引领世界的重要产品、高端制造装备、经营服务模式还比较少，自主创建的国际著名品牌、国际著名企业还很少。
5.政府对创新设计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自2011年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极为重视设计政策对产业发展的积极引导作用，并围绕促进工业设计发展、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融合发展、鼓励设计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等方面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但是未能打破部门、行业和学科间的壁垒，资源和资金投入分散，不能形成合力解决国家重要行业、重大装备的创新设计能力提升问题。创新人才建设计划也由于政出多门、定位重叠、标准不科学、评选不公平、管理不完善等，引发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国家设计系统应搭建链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用户体验的创新设计服务平台，以支持全产业链的整体创新，形成上中下游利益与风险共担的创新服务模式。
6.创新整体环境问题：中国在“制度”方面的全球排名相对落后，仅列第 78位。“制度”中包含的三个二级指标“政治环境”、“监管环境”、“商业环境”，中国的全球排名都较低。此外，在“易于获得信贷”、“小额信贷总量在 GDP中所占比重”、“易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等具体指标方面，中国的全球排名也靠后。上述指标排名也反映出中国创新创业仍面临较大体制机制障碍，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制度建设力度，为创新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7.企业创新效益低：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创新成果质量不佳。最近两年，对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率下降至 45％左右，而对国外在华申请的授权率则上升到 80％以上。考虑到授权年份的延迟，上述授权率实际上反映的是 3年以前所提交申请的总体质量。可以说，近年来国内发明专利的质量可能存在下降的趋势，而外国企业向中国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一直保持着相对较高的质量。二是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两者间存在失衡现象。近年来我国虽然出台了系列措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但仍存在较多障碍。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导致目前产研对接脱节、科技成果的供给滞后于市场需求；大学—科研机构—产业—企业—市场—中介的联盟比较薄弱且不完善，导致本来就不多的科研成果转化受阻，大量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应用技术的问题十分突出；部分企业创新活动的开放性不足，利用和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不强，企业更愿意选择供应商、客户等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而忽视高校、科研机构等处于创新链上的伙伴选择，这不利于企业创新生态网络的扩展，同时还加剧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脱节。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亚洲的工业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高污染：一些亚洲国家的工业部门往往使用落后的设备和技术，导致工业污染严重，对环境和民生造成威胁。
2.能源和资源消耗：由于不断扩大的工业规模和生产水平，亚洲国家的能源和资源消耗越来越大，这将会对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保护造成巨大压力。
3.劳工权益受限：在一些亚洲国家，劳工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工人的劳动权益被剥夺。一些地区还存在儿童劳工问题。
4.制度体制不健全：包括企业准入与退出制度、市场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方面不健全，这导致一些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仍较低。
5.缺乏创新能力：亚洲国家的一些工业部门缺乏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过于依赖传统技术和进口技术，限制了工业创新和转型升级。
以上问题一方面制约了亚洲国家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威胁到全球可持续发展。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亚洲国家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企业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推动亚洲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